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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頭部 中国河南省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北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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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頭部中国山西省天龍山石窟第18窟 唐時代 8世紀根津嘉一郎氏寄贈

行程继续，我来到了日本四大国立博物馆之首的

东京国立博物馆。

本次日本之行，我计划探访其中三座，

而东京国立博物馆无疑是重头戏。

这座博物馆由五座主要展馆组成，

如同一个文化的万花筒。

其中，与我血脉相连的中华文物，

绝大部分都集中陈列在东洋馆。

东洋馆足足有五层，

我原以为一个上午足以细细品味，

却还是低估了它的容量。

里面所藏的中国文物之多、之精，

远超我的想象，差点没能看完。

好在顶层的展馆是“日韩建交友好展”，

我便简单带过，将时间留给了楼下的华夏珍宝。

入口的震撼为何是石刻造像？

一进入东洋馆，

迎面而来的不是更古老青铜器或玉器

而是一尊尊庄严而残损的中国古代石刻造像。

它们静静地矗立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

接受着各国游客的注视。

反倒是年代更早的文物被安排在了后面。

这个布展顺序引起了我的思考。

后来参观其他日本博物馆时，

我也发现了这个共同点。

我想，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视觉冲击与文化亲近感，

这些体型宏大的佛教造像，

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力，能瞬间镇住场域。

同时，汉传佛教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看到这些造像，

第一眼都会产生一种文化的亲切与熟悉感。

这无疑是一个能连接观众情感的巧妙设计。

物理空间的限制，这些造像体积庞大、重量惊人，

放置在入口或底层，便于运输和承重，

也避免了在楼内反复搬运的风险。

历史渊源的昭示，这或许也隐晦地表明了

日本对中国佛教艺术，

特别是石窟寺艺术的极度推崇与深入了解。

细细看去，

这些石刻造像的“出身”令我心情复杂。

它们来自中国多个省份，

几乎构成了一部中国石窟寺艺术的“流亡地图”。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这里的造像

是东洋馆的“明星”。

其衣纹流畅、体态优美的唐代风格，

是公认的石刻艺术巅峰。然而，也正是因此，

它们在20世纪初遭到了有组织、毁灭性的盗凿，

如今我们想一睹其完整风采，往往需要来到海外。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与天龙山类似，

龙门石窟的许多佛首、浮雕也漂洋过海，

成为了这里的馆藏。

河北曲阳石雕，

曲阳作为中国北方白石雕刻的中心，

其作品从北魏至唐宋，自成体系。

在这里看到它们，证明了日本收藏的系统性。

陕西西安等地的寺庙造像

体现了来自历史上佛教兴盛的关中地区。

这些地区，

无一不是汉传佛教曾经最鼎盛核心区域。

看着这些本应深藏在祖国山崖洞窟中的瑰宝，

如今被整齐地陈列在异国的玻璃柜中，

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

它们曾是信仰的寄托，是古代工匠心血的结晶，

如今却也是那段国力衰微、

文物流失的沧桑历史的无言证物。

站在它们面前，我能做的，

唯有静静地凝视，

用目光去抚摸每一道历史的刻痕，

试图在沉默中，去感受。

来这里的中国人参观的也不少，值得注意的这些文物的展牌上都详细标注了相对应的出处，这不仅是体现了其对应关系对于中国参观者来说，在异国他乡看到来自祖国的文物，心情是复杂的。详细的出处标注，能让他们更准确地追寻文物的“身世'，唤起更深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记忆。这不仅仅是在看一件艺术品，更是一段流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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観音菩薩立像中国河北省 隋時代·開皇5年(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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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立像中国山西省長子县付近 北齐時代·天保3年(552)根津嘉一郎氏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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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面観音龛中国陝西省西安宝慶寺 唐 8世紀細川護立氏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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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面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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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倚像中国山西省天龍山石窟第21窟 時代 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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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国立博物馆 东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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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立像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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観音菩薩立像 中国 東魏時代·興和 4年(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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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五尊像 中国 西魏時代·6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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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立像 中国 隋時代·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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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三尊立像 中国 東魏時代·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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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立像中国山西省長子县付近 北齐時代·天保3年(552)根津嘉一郎氏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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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宝庆寺佛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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